香港经济争论:为民服务还是追逐利润?中国8亿人脱贫却无缘诺贝尔经济学奖,美国75%诺奖得主难解庞大债务危机

2026年10月14日,《南华早报》刊发香港学者杨志刚的署名观点文章,直指香港经济的核心矛盾:它究竟在服务民生,还是在服务利润?文章以中国近8亿人摆脱极端贫困的创举为镜,对比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全球版图,追问经济学在不同制度下的使命差异。

中国减贫奇迹,何以无缘诺贝尔奖?

据《南华早报》报道,杨志刚在文章开篇写道:“中国大陆虽无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,但其帮助数百万人摆脱贫困的成就,值得深思。”随后他亮出一组数据:中国已将接近8亿人口从极端贫困中解救出来,堪称人类减贫史上最伟大的成就;世界银行估算,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%。但迄今,这片土地没有诞生任何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。作者发问: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常现象?”他随即给出线索:“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的经济学,服务于不同的目的,也认可不同类型的成就。”对西方学界而言,理论原创性与数学模型的精巧是最高荣誉;而在中国语境下,解决亿万人的温饱和生计,才是经济学的终极答卷。

诺奖光环下的美国:75%的荣誉与失衡的经济

盘点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以来的99位得主,约75%来自美国。杨志刚提醒读者,光鲜占比的背后,是美国不断累积的公共债务、长期无解的财政赤字,以及反复发作的金融危机与政府停摆。法新社援引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指出,联邦债务已突破34万亿美元,利息支出成为预算中增长最快的项目之一。诺奖的繁荣与治理的困境同步出现,本身就构成西方经济学叙事的一个耐人寻味的注脚。

仅有的两位亚洲诺奖得主,为何都来自印度?

99位获奖者中,亚洲面孔仅有两人:1998年凭借福利经济学获奖的阿马蒂亚·森,以及2019年以全球贫困治理研究获奖的阿比吉特·班纳吉,二人均来自印度。杨志刚认为,这并非亚洲学界的智力短板,而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价体系自带范式偏向。森与班纳吉的研究虽然关怀贫困,但仍建立在西方实证方法的工具箱之上;中国经济实践走的是一条更难被诺贝尔委员会识别的道路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脱贫攻坚,依靠的是国家动员、制度设计与基层执行,而非单一的理论模型。

香港经济:地产与金融之后,民生何在?

文章的落点回到香港。杨志刚曾任香港浸会大学协理副校长、香港中文大学实务教授,对香港经济结构有长期观察。多年来,香港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地产与金融两大支柱,房价收入比位居全球前列,基层市民的居住开支占收入比重居高不下。当“利润逻辑”主导城市资源配置,增长的果实便难以自动惠及普通家庭。作者以住房为切口提醒香港社会:一个健康的经济体,不应只追求亮眼的本地生产总值数字,更要回答“增长为了谁”这一根本问题。

从GDP崇拜到共同富裕:另一种经济学想象

杨志刚指出,经济学的价值取向直接决定政策选择。西方主流经济学将利润最大化奉为圭臬,中国则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,把就业、分配、减贫纳入核心评价指标。2021年,中国宣布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;过去数十年,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超过20倍。这些数字无法被西方教科书完全解释,却真实改变了几亿人的命运。对香港而言,借鉴内地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发展思路,在维持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的同时,重构经济的民生底色,或许是破解深层矛盾的一把钥匙。

香港的镜鉴:新加坡如何平衡金融与民生?

作为对照,新加坡同为国际金融中心,却通过组屋制度实现约80%居民居住在公共住房,并以强制储蓄的中央公积金体系为养老、医疗和住房提供安全网。杨志刚的观点并不主张颠覆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,而是提出一种“制度修补”的可能:在不损害市场效率的前提下,引入更强的公共产品供给。香港经济拥有充裕的财政储备,完全具备改善公营房屋、医疗与教育的能力,关键问题在于:是否愿意将一部分“利润优先”的空间让渡给“民生优先”?

常见问题:香港经济的转型路向

Q1:为什么中国大陆至今没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?

A1: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审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为范式,重视理论原创性和数学模型构建,而中国经济学长期聚焦于发展实践与减贫应用,两者的评价体系并不完全兼容。中国近8亿人脱贫,本身就是一座未获授勋的丰碑。

Q2:香港经济转型的核心挑战是什么?

A2: 核心挑战在于如何保持自由港与国际金融中心优势的同时,降低地产和金融业对资源的过度吸附,将增长红利导向住房、医疗、教育等民生领域。新加坡的组屋制度与内地的共同富裕实践,提供了两种可供参考的坐标。

杨志刚的疑问,也是香港社会的时代考题。香港经济的最终标尺,不应只是利润表上的增长数字,而是普通人的居住、教育与尊严。能否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找到新的平衡,决定香港下一个十年的路向。